■ 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 全党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
■ 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谁掌握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改革开放历时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后,江泽民曾清醒地指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沉重的人口负担还没有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事实越来越证明,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能力增强的一个主要因素。”经过对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的分析,党中央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结合,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
回顾改革开放的辉煌历程,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教育工作,作出优先发展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历史抉择。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教育战线广大师生员工的不懈努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展现出勃勃生机。江泽民紧密结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客观需要,就中国教育工作中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对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绘制我国跨世纪教育改革发展的蓝图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1989年10月,中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基金“希望工程”建立,这项事业实施后很快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理解和支持。但是,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比,我国教育在总体上还比较落后,教育事业亟待发展以满足人民的迫切需要。20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之一,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极为重要的基础工程。它对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对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加强教育工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强调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重申:“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强调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走出符合我国和各地区实际的发展教育的路子。1994年6月,为更好推动《纲要》的实施,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这次会上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提出“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他批评“经济要上,教育要让”等错误认识和拖欠教师工资等现象,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始终坚持,不能动摇”。1995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教育是立国之本的思想。
《纲要》的颁布、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实施,使中国教育的发展呈现全新局面。党和国家立足“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办大教育”这一基本国情,不断推进教育改革,使教育结构、教育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探索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的新体制和发展的新路子。
坚定不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在科学技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日益受到重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93年7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为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江泽民在会上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所作出的重大部署。他指出,在教育方面要认真实施《纲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根据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培养、造就千百万年轻一代科学技术人才,建设一支跨世纪的宏大科技队伍”。同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振兴科技和繁荣经济,必须坚持教育为本。
1998年5月,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教育在科教兴国、推动创新方面的作用,指出:“全党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为更好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了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20世纪末到21世纪前十年的主要目标,并提出“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跨世纪园丁工程”“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以及继续推进“211工程”建设等主要举措。这一年,我国政府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
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985工程”,重点支持若干所高校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国家合理调整高校布局结构,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多种形式联合办学,逐步改变高等教育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重复建设状况,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在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方面,逐步形成政府为主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办学新体制。国家大幅度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有力地支持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成就卓著,但不容回避的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相对滞后。尤其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使青少年难以得到全面发展。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对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影响不可低估。因此,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事关教育工作的全局。
党的十五大之前,我国在部分地区和中小学进行了素质教育的试点,一些省份已经开始着手制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方案。经过认真准备和酝酿,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必须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决定》下发几天后,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随即召开。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于1985年、1994年、1999年召开过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从教育体制改革到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再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每一次会议的召开都将我国的教育理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我国教育事业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力求实施素质教育就像一条红线贯穿其中,一次比一次讲得更重要、更全面、更深入。
正确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健康成长,使他们能够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始终是一个关系中国教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2000年年初,江泽民在看到几起学生中出现暴力倾向问题的材料后说:“确实触目惊心,引起了我的深思。”“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要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2001年4月,他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大会上向全国大学生提出了“五个成为”的希望,即希望当代大学生成为理想远大、热爱祖国的人;成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成为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的人;成为知行统一、脚踏实地的人。“五个成为”,实质上就是要培养造就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实践证明,改革始终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形成了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改革发展的良好局面,我国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等多方面改革向纵深持续推进。面对新形势,适应新要求,瞄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远景目标,中国教育正阔步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努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