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不是输送利益的文凭贩子，而是弘扬知识与思想的道场。还博士学位应有的学术敬畏，其实就是在保卫大学应有的格调和尊严。 

“某些学校的博士培养已经差到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是南京师范大学陈吉德教授参加教育部博士论文抽查评审时给出的评价。由于论文中有许多常识性的语法错误和知识硬伤，陈吉德教授直言“这篇论文都不能称其为博士论文，完全是通过拼凑堆砌出了八九万字”。相较于之前媒体讨论较多的学术不端问题，陈吉德教授的“现身说法”直指当前博士培养的论文质量问题。  

攻读博士，是一个极为严肃而神圣的学术经历。在任何文化背景下，博士都与知识生产密切关联。我们经常用“攻读”和“深造”来表达通往博士学位的求学过程。言外之意，博士论文是有一定规格要求的，它的终极落点就是对人类思想与智慧的承诺；而履行这一承诺，必须经历一场炼狱般的学术生命进化过程。 

2014年，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启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博士论文抽检与学位点评估直接相关。许多高校最大的“政策调整”方向就是压缩在职博士的名额和比例。显然，高校清晰地认识到这一事实：时间投入与学术成就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更重要的事实是博士论文背后的“水分”越来越大。  

有人将博士学位视为一段宝贵的学术历练，有人则将其视为一种镀金的捷径，后者尤其体现在各种官员和商人身上。在今天的社会生产体系中，博士意味着一种超越知识道场的普遍的“符号资本”。如今的博士学位被注入了太多社会性内容，几乎成为打通一切的魔幻符号，成为其他社会群体竞相争夺的一种资源。如果那些与学术无关的人占据了博士资源，也在间接压缩他人的深造机会。 

如果我们引入“场域”这一概念，便能够理解博士资源争夺背后的复杂世界。一个时代存在三种基本的场域形态：政治场域、资本场域和文化场域。每个场域都有其特定的“游戏规则”，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然而，今天中国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场域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甚至暧昧地纠缠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商人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文化场域中的“博士学位”。然后再在其他场域顺势营销，将其转化为可以进行资本兑换或权力增值的符号资源。博士学位逐渐进入一种官僚化的裙带结构中，辱没的恰恰是学术的尊严。 

在陈吉德教授的博士论文抽查报告中，一条长达60字的“雷人标题”在网络上“炸开了锅”。例如，第八章第三节的标题是“综合近年来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来分析这《拆弹部队》和《阿凡达》两部摄影代表性的强的电影以及奥斯卡对数字时代电影拍摄的审美倾向”。先不说内容上拼凑堆砌，标题上竟然也存在明显的语法错误，且不符合常识性的学术规范。这样的学术论文，更像是对博士学位的恶意挑衅。 

通过博士论文，往往需要经过严格的盲审和答辩程序。可是，存在如此明显硬伤的论文，究竟是如何跨越层层“关卡”的？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太多的“画外空间”，也就是博士论文把关层面的人为因素。 

原本严肃的博士论文审查机制，偏偏遇上了最为棘手的“中国关系”。今天，学术场域是脆弱的，承受着各种权力或资本力量的暴力“进犯”。如果知识分子自降身段，拿学术当儿戏，原本脆弱的学术场域终将“不堪重负”。一旦学术问题最后成了人情、面子和关系问题，最终伤及的将是我们对于文明传承的使命与责任。 

学术，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所在。保证博士论文的学术质量，也就是保卫学术的斯文和尊严。退一步讲，这也是一个唇亡齿寒的简单道理。如果知识分子不能在博士论文把关上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放过的那些“漏网之鱼”将以另一种方式扼杀学术的社会声誉。说得严重点，这不就是在“饮鸩止渴”吗？ 

大学不是输送利益的文凭贩子，而是弘扬知识与思想的道场。还博士学位应有的学术敬畏，其实就是在保卫大学应有的格调和尊严。纵然面临各种隐性的规训和支配，学术的问题最后还是要靠学者自己来解决。必须承认，博士录取和培养的最大把关人还是博导本人。评价一位博导的学术人生，不仅要看他个人的知识贡献，还要看他培养了多少著名的学者，而后者难道不是博导更应该深思的问题吗？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