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再次强调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战略科学家是“帅才型科学家”，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中的“关键少数”，是推动科技创新与高技术产业跨越发展的“领路人”。我们要抓住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契机，坚持实践标准，注重层次性思维，以产学研深度融合为抓手，用“创新+创业”“科技+资本”“战略+科学”新范式去探索和完善战略科学家培养路径，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战略科学家需要成长“沃土”
2021年9月27日至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要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
战略科学家，是能够解决重大科技难题的一流科学家，更是能够谋篇布局、为重要科技发展方向领航掌舵的战略家。进入新时代，我国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大力培养战略科学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就更加凸显。科学家的成长可以靠浓厚的科研兴趣、优良的学术训练和不懈的个人努力，而战略科学家的成长则必须依靠国家乃至国际的重大科技任务，在实践中历练和锻造领导大兵团作战能力及组织变革性创新能力。如果把科学家的成长看作“种子”萌芽，那么，培养战略科学家就必须首先为其培植“沃土”。培植“沃土”，就是为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创造承担重大科技任务和参与科技创新实践的机遇。我们要改变“等”战略科学家自己“冒出来”的观念，坚持实践标准，重视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的骨干科学家，从中发现和培养战略科学家。
战略科学家培养还要注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层次性，这决定了人才培养也具有层次性特征。邓小平同志说过，人才培养是长远的事业、未来的事业，不是三五年就能实现的。他说：“我们培养专门家和劳动后备军，也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周密计划，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远期的需要。”古人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和造就战略科学家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并且按照事业发展的需要大力培养适当规模、质量和结构的战略科学家，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通盘考虑、长远规划、超前培养、完善结构，从而推动更多战略科学家脱颖而出，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开创性贡献。
国家创新呼唤战略科学家
我国“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无疑是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回国前就已经是世界一流科学家，回国后又成长为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战略科学家，他是新中国在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研制“两弹一星”过程中，成功培养战略科学家的典范。直到今天，这条培养路径还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发挥着重大作用，先后培养出了人造卫星和深空探测开拓者孙家栋、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奠基人刘永坦、航空地球物理领域深地探测专家黄大年等一批战略科学家。可见，遴选顶尖科学家配置到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战略位置总揽全局、担纲领衔，是一条成功的战略科学家培养路径，在这里称之为“钱学森路径”。“钱学森路径”的“种子”是顶尖科学家，“沃土”是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这种培养路径瞄准国家重大需求，指向清晰、成才率高，尤其适用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重大领域，如国防军工等。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即将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正在从国家级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向高科技企业拓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可见，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必须从体制机制上深度融为一体。产学研深度融合，显然不只是高水平研究机构和企业间的形式化结盟，不只是企业单方面提出若干个科研项目合作需求，也不只是企业、高校、院所间借调互换研发人员。产学研深度融合新模式，应该是运用市场化手段，实行人才、科研、产业联动，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促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为了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除了国防军工等特殊战略领域，国家创新体系的其他环节也必须加快培养战略科学家。新时代呼唤着作为科技创新主战场的企业尽快开创出一条与“钱学森路径”高效互补的战略科学家培养新路径。
如果说“钱学森路径”是一条从科学家到战略层面科学家的培养路径，那么应当还存在一条从战略家到科学领域战略家的培养路径。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寻找一批富有强烈创新探索精神的高科技企业家等不同类型人才，助力其成长为“跨学科理解能力强、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战略科学家。不同于“钱学森路径”,这条路径的“种子”是具备高科学素养和战略思维的复合型人才，成长在有望改变人类未来的科技创新创业“沃土”里。这一战略科学家培养新路径，由创新驱动、符合市场导向、适用于世界科技竞争不同领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切实探索。
探索战略科学家培养新路径
与国外科研力量多集中在企业有所不同，目前我国具备高科学素养和战略思维的复合型人才仍然大量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还有待完善。在这一客观前提下，培养战略科学家的“种子”可以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战略型科技创新人才，“沃土”则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议在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总体要求下，综合考虑战略型人才、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科技企业等多方需求，以“创新+创业”“科技+资本”“战略+科学”的新范式，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探索一条战略科学家培养新路径。
第一，健全“创新+创业”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新模式。允许具备高科学素养和战略思维的复合型人才以两种不同角色同时在高校院所和高科技企业从事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化实践，以战略型人才为纽带，实现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深度融合。要真正瞄准世界科技最前沿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用前瞻性技术开辟应用需求，进而发挥需求对市场的引领作用、市场对创新资源的配置作用，推动科技重大变革。换言之，有效协调需求、市场、研发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实现颠覆性科技成果和产业链的有机结合，健全产学研深度融合新模式，真正支持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这既符合国家对高校及科研院所“技术供给端”的定位，又有利于突破横亘在实验室和市场之间的阻碍，驱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技术“脱虚向实”，向企业主体自发转移，更好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鼓励“科技+资本”的科技企业跨越发展新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对于培养孵化战略型科学家的科技创新企业而言，借力资本作为有效的外部“杠杆”，能够在撬动企业跨越发展的同时不断增强企业战略科技研发实力。2019年以来，国家设立科创板、实行创业板改革、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在实现企业跨越发展、激发科技创新精神、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显示出诸多优势。以“科技+资本”的方式，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同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能够培养战略科学家扎实的科研作风和战略性、前瞻性眼光，帮助战略科学家从企业视角提炼根本性的重大科技问题，建立独创性研究体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创造未来科技发展新趋势。
第三，探索“战略+科学”的战略科学家培养新路径。当前，全球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复杂性、系统性、协同性显著增强，仅依靠“钱学森路径”培养战略科学家，短期之内难以改变我国科技人才质量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的现状。应该遴选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强的战略科技人才，鼓励他们不断向企业会聚，在企业跨界融合创新研发平台上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磨炼大兵团作战的组织领导能力。与此同时，注重在企业设立战略人才培养专项基金，推行技术、专利等知识产权入股制度和创新科技人才持股制度，构建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的正向激励机制，满足顶尖战略科技人才实现自我价值的预期。用事业激励人才，用人才成就事业，确保产学研深度融合新模式下的战略科学家培养机制切实有效。
（作者：尤延铖 杨玉成，分别系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研室主任、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2022年5月10日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