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丙奇《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08日 02版）

　　近日，各高校陆续开学，新学年开启。两则与招生相关的新闻引人关注，一则是不合格博士被高校“批量”清退，另一则为博士扩招并突破10万关口。公众追问：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博士？于博士培养单位来说，如何做好扩招背景下博士培养质量保障，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对于“批量”清退不合格博士生，不少舆论认为这是高校对社会关于博士培养从严讨论的一种回应。但就新闻报道中的事实而言，清退的是已经多年“失联”的学生，更多是清理历史遗留问题，还谈不上从严。集中清退，是因为缺少过程管理与要求。因此说，要真正从严培养博士、扩招而不降质，必须完善博士生导师制，加强对博士的过程教育与管理。

　　我国博士教育实行导师制，不过与世界一流大学博士生导师制相比，还有诸多不同之处。比如，我国博士培养单位，有不少是把博士生导师作为一个学术头衔，认为博士生导师比教授职称更高一级。而在发达国家大学，博士生导师只是职务，指导博士生的助理教授、副教授，都是博导。把博导定位为职务，对健全博导制度很重要，有助于厘清“博导”身份边界，进而强化对常识的认知，即博导只是一种职务，招不到博士生就不再是博导，要对自己的职务负责，而不是“评上”博导就一直是博导。这有利于在博导队伍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

　　近期，教育部网站公布了两份对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答复的函，在回函中，教育部提到，下一步教育部将要求培养单位严格导师选聘标准，加强导师团队建设，明确导师权责，规范导师指导行为，支持导师严格学业管理。答复函强调，博士生导师是因博士生培养需要而设立的岗位，不是职称体系中的一个固定层次或荣誉称号，指出要切实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

　　我国的博导制度，长期存在导师权责不明的问题。该拥有的一些权利，没有赋予博导，而应该约束的一些权力，却没有进行约束。比如，博导应该拥有招生、培养、管理自主权，但是在招生时，博导的自主权有限，有的学校还采取按统一考试成绩加一定面试录取博士生的方式；在培养和管理中，导师很难制订个性化培养方案，而是按学校统一要求培养、管理学生，比如要求博士生在读期间发表多少论文才能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这是学校而非博导的要求，对此要求有的博导明确反对，质疑其加剧“唯论文”论，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由于没有招生和培养自主权，博导也相应缺乏对培养质量负责的意识。

　　但在其他方面，博导的权力似乎又比较大，比如可以安排博士生给自己做“私活”，当自己项目的“打工仔”，如果博士不答应，就可能会影响到正常毕业。近年来，我国高校不时曝出博士生和导师的矛盾、冲突，均与此有关。要提高博士培养质量，减少博士生与导师的摩擦，就必须明确导师权责，把博导引导到关注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中来，提升博导的职务荣誉感，以教育荣誉意识保障培养质量。我国高校正在推进的博士生申请—审核制，就是在落实导师的招生自主权。

　　这是发展博士教育的关键所在。我国博士教育应该有多大规模，这应该由各培养单位博导决定。博导严格执行招生及培养标准，认为不能保障培养质量就不招，从而实现对博士培养的速度与规模的总体控制。相较而言，我国博导同时带的硕士生、博士生过多，有的高达二三十人，属于“批量生产”，而很多一流大学的博导，同时所带博士生最多几人。只有做到对博士生的精心过程管理，才能保障每个毕业博士较高的培养质量。

　　（作者：熊丙奇，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