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已经计划到悉尼去办学。”近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上，上海一位高校校长的话让与会者颇感振奋，在强劲的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输入势头中，已经有中国高校在谋划“输出”。
据最新统计，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规模为46万人，约占高等教育3700万在学规模的1.2%。占比虽不高，但地位却非同寻常。用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的话说，它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增长极”。
这种增长极，既指规模，也指内涵。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从现在的40%提高到2020年的50%，迈过普及化门槛，这个空间有一部分留给中外合作办学。从内涵来说，中外合作办学也被承载了推动国内高等教育改革“鲇鱼”的角色。
近几年，不少家长和学生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趋之若鹜，也的确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发展新动能。但接下来，中外合作办学的路该怎么走？
布局是否合理？避免“一窝蜂”
当下备受高校关注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首次将中外合作办学纳入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其实，专门针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评估早已开展。据教育部学位中心主任王立生透露，教育部学位中心从2010年起先后对中外合作办学开展了5次评估，评估增强了办学单位规范管理、依法办学的意识，推动优质资源引进，提升比例达10%—20%，但也发现了中外合作办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学科重复问题突出，部分专业设置缺乏长远规划；优质教育资源总体水平有待提高。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与评估结果一致。在学科专业布局方面，工学项目占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总数的36.8%，管理学项目占25.9%，两者高达62.7%，而农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办学相对较少，三者仅占3.7%。在层次结构布局上，博士学位教育项目较少。
“中外合作办学要加强顶层设计，这种设计的顺序应该是从政府到学校，再到机构和项目，不能逆向，否则就会导致盲目性，如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会出现‘一窝蜂’现象。”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认为，中外合作办学现在进入“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当前顶层设计要破解3个难题，而这3个难题都是“强调多年，至今还必须反复强调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界限、中外合作办学的公益性、中外合作办学的布局。
当下，中外合作办学水准的差异还比较大。亦有学者提醒，有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规范性不够，在内部管理上，缺乏质量监督机制，对各国教育体系缺乏了解，仅仅局限于课程嫁接，很难建立符合双方实际的质量标准。
最近，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全面指导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纲领性文件。该《意见》提出，要增强服务中心工作能力，自觉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而现实的挑战是，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比如，尚有3个西部省份没有本科以上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最显著的不均衡是中外合作办学间的不平衡，大多是我们依靠发达国家的先进资源，呈现不均衡性。2011年成立的老挝苏州大学，是我国在海外创建的第一所高等学府，此外，厦门大学赴马来西亚办分校，也引起高度关注，其他高校的境外办学则以项目模式为主。
“中外合作办学除了讲求办学效益、经济效益，还要强调发展效益，我们应该逐步提升自身面向国际教育的供给能力，特别是在输出上有所作为。”上海大学副校长龚思怡认为，该校已有悉尼工商学院、巴黎国际时装艺术专修学院、中欧工程技术学院、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4所中外合作办学的二级学院。接下来，学校计划到悉尼办学。
质量数量之辩？少些“摸着石头过河”
据一位官员透露，最初提交到中央有关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文件，名字含有“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到最后公布时被改为“做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
几个字的变化，耐人寻味。
数量和质量，一直是国内高等教育面临的一对矛盾，从扩大规模到回归质量，路并不平坦。而中外合作办学从其方兴未艾时起，就被一再强调质量，中外合作办学大范围属于中外人文交流，与政治外交、外贸合作被称之为我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所谓“做好”的深意在此。
在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李奇勇看来，中外合作办学要实现“四个转变”：从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从吸纳学习转变为逐步输出，从利益驱动转变为发展驱动，从盲目发展转变为有序自律。
在他看来，我国高等教育要走出去并不容易，高校要从现在开始谋划，少些“摸着石头过河”，坚持引领标准，而不是向西方的标准靠拢，去给自己划框框。
“中外合作办学进入提质增效的关键期。”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认为，“提质增效”的核心是课程、教学与师资。
一位大学校长坦言，经过几年的中外办学磨合，发现真正的焦点是“师资”。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告诉记者，上纽大师资的数量定为250人，但是现在只有150人。学校不会为了尽快补充发展规划中预设的学科招聘岗位，降低招聘的质量标准——标准是出于国际同领域的前2%的水平。对于师资之所以采取宁缺毋滥的审慎，是因为学校在成立之初就提出，要形成一支结构合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国际化教师队伍。这被看作是学校定位目标能否实现的基础。上纽大的教师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与纽约大学共同聘用；二是纽约大学按其标准和程序在全球为上纽大招聘，权力交给纽约大学；三是国内外聘用的兼职或者客座教授。
但像上纽大一样坚守的并不是全部，质量仍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挑战。林金辉认为，中外合作办学师资水平有所提升。但是一些办学机构、项目落实政策措施不到位，师资建设难以体现中外合作办学特色和法规政策的规定；一些办学者由于短期经济利益的驱动，压缩师资引进和培养成本，引进师资数量和质量存在“缺斤少两”；一些外方合作院校师资安排捉襟见肘，“飞行教学”所占比例屡破红线；降低门槛，临时招聘，滥竽充数的现象时有发生。
国际惯例和国内实际如何对接？制度创新尚需探索
目前，中外合作办学还存在一个难题：如何兼顾国际惯例和国内实际，如何实现高等教育输出方和输入方的平衡？毕竟，在中外合作办学中，不可避免地要对接国际制度体系，实现对传统大学的制度进行创新。
一所独立法人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大学校长跟记者袒露，在具体合作中，美方负责提供与美国本校相同的课程设置、教学资源以及师资，中方提供校园设施和行政后勤管理。但是外方普遍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硬件设施要求较高，中方很难测算外方的实际投入，双方很容易在核心价值和利益分配上存在分歧。
如何解决好体制创新这一根本问题，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之路，的确不易。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华长慧看来，中外合作办学应该有个基本立场：既坚守“中国立场”又具有国际视野，当下有些办学中本土被弱化的现象应该值得警惕。
有调研发现，有的中外合作办学中，存在党建工作不到位、党组织缺失等问题。其实，强调教育主权意识，在各国都是如此。针对中外合作办学，如何体现教育主权的问题，林金辉认为，能起到最大作用的是党委，如果说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特区”，那么，党的领导没有“特区”。
“我们在办学实际中，会发现大量的时间用来向外方解释，因为体制机制差异太大了。就拿财务制度来说，如果没有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很难维持良好的运行。”龚思怡说，学校经过对接国际制度体系，在实践中建立起一套制度，可以向其他大学加以推广。比如，该校悉尼工商学院在办学过程中，探索出的国际联聘制度、中澳双轨会计制度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们现在能做到，一张会计票证可以出来两个不同的票据，在中澳之间轻松转换。”龚思怡说，由于中澳之间会计制度分别采用“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两校之间的财务制度在对接的过程中存在根本的制度障碍，学院在会计专业教授参与设计下，首创了中澳双轨制的会计核算体系，成功实现了两种财务制度的系统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