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手机上的银行短信提示，张洋长出了一口气，国奖的2万元奖金已经打到他的银行卡上。
“国奖”的全称是“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这项奖励足够令人感到欣喜，张洋却更想用“五味陈杂”来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甚至有一种隐隐的沮丧感”。这背后，是由评奖而引发的种种纷争和其中的是非曲直。
相比之下，同校的孙勇则很失望。这位研一时候便被公认为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不二人选的“学霸”，最终却与其失之交臂。
回忆起这段经历，孙勇觉得自己“如同做了一场梦”。
“拿国奖像一场长达几年的考试”
在很多人眼中，国奖于孙勇已经是“囊中之物”，他也觉得自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
大学毕业工作了4年后，张洋考入了如今就读的北京某重点理工类大学人文学院，重回校园的动机很单纯，“就是想再多读几年书”。
读硕士的两年里，张洋的绝大多数时间留给了教室和图书馆，临近毕业季，他并没有像身边的同学们一样为求职奔忙，而是早早联系好了导师，安心准备博士入学考试，打算继续深造。
与张洋同一年读硕士的孙勇，本科毕业后直接保送读了本校的研究生，孙勇就读的专业是学校的王牌专业之一，竞争颇为激烈。尽管如此，孙勇的成绩一直优异，是同学们眼中不折不扣的“学霸”。
读研后，孙勇的学习成绩一如既往地名列前茅。同学们眼中，这个面色白皙、身体瘦弱的男生不擅长与人打交道，言辞间时常锋芒毕露，但专业基础好、科研能力很强。
每到新学年，学校都会进行综合测评，对每个在读研究生过去一年里的学习成绩、科研成果和社会实践情况进行综合打分，其分数将作为评定每个人下一年度奖学金的主要依据。
平静的生活不久被打破了，辅导员在班级QQ群里发布了一份《关于组织评选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通知》，如同一块石头撞击到湖面，激起层层浪花。
《通知》里提到，按照学校要求，学院将于两周之后组织评选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综合测评排名将作为评定国奖的主要依据，一时间，这次综合测评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2012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首次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办法》规定：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年奖励4.5万人，其中博士研究生1万名，硕士研究生3.5万名。奖金额度博士生每人3万元，硕士生每人2万元。如文件所述，这项奖励旨在“促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按照学校的分配，张洋所在学院的硕士生将有2个国奖名额。此前虽然对国奖也有所耳闻，但张洋并未过多关注过相关细节，在他眼里“获奖只不过是日积月累的副产品，不应是极力追求的结果”。
与张洋的漫不经心不同，孙勇早在大四时候就把获得国奖视为自己读研期间重要的奋斗目标。
大四时推免结果刚一出来，孙勇就进入了导师的课题组帮忙。其时正赶上当年的研究生国奖评选结束，课题组里两位师兄拿到了国奖后请整个课题组的人吃饭。大家的交口称赞和师兄们意气风发的情形让孙勇大受触动，一向好强的他当时便暗中立志：以后一定也要拿到国奖。
基础好，加上比很多同学更早接触科研，孙勇读研不到一年就已经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很多人眼里国奖于孙勇早已是“囊中之物”，孙勇自己也是信心满满，在他看来，“拿国奖像一场长达几年的考试”，而自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
“标准莫衷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采用量化评价的方法是绝大多数学校评定国奖时的选择，但如何进行量化，采用哪些指标，则是众说纷纭。
研三的综合测评是基于测评对象此前两年的各项成绩进行计算，初步算下来平均成绩95分的张洋学习成绩是班里第一名。加之已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张洋头一次意识到国奖距自己如此之近，这时他才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自己一样，用顺其自然的心态看待这个奖项。
一位同学不经意间告诉张洋，自己同宿舍的同学小林早在研一入学之初就已开始为国奖“谋篇布局”。
小林的成绩并不突出，但一直热心学生工作，在班级、学生会身兼数职。按照学校规定，担任学生干部在综合测评时能够获得一定的分数。
如果仅是如此，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令张洋惊讶的是，朋友告诉他，小林此前一次宿舍聚餐时酒后吐露真言：自己早早就仔细研究过学校有关国奖评定的规则，对各种加分项目熟烂于心，参与诸多学生工作只是为获奖而“刷分”的一部分。
同时，小林还参加了名目繁多的学科竞赛，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很多竞赛获奖可以在综合测评时加分。
“规则只是笼统定义了国家级、省级和校级竞赛，并给不同级别竞赛的各级奖设定了不同的加分分值，但没有对竞赛的质量作出明确的界定。很多打着国家级、省级旗号的竞赛，实际水准却并不高。”张洋的辅导员认为，部分学科竞赛的含金量判定确实存在问题。
“但管理者本身了解毕竟有限，难以一一甄别。标准莫衷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辅导员补充道。
发布于2012年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对于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原则的表述是“用于奖励普通高等学校中表现优异的全日制研究生”。
而后的2014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又联合下发了《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研究生不得参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几种情况。
国家层面的文件并未对国奖申请者的个人条件作出更细化的规定，各高校在评定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时多会结合自身情况制定一套评定细则，落实到具体执行的院系一级往往又会有相应的补充规定。
采用量化评价的方法是绝大多数学校评定国奖时的选择，但如何进行量化，采用哪些指标，则是众说纷纭。
学习成绩评分用考试成绩说话，最为直观，争议也最少。对思想道德的评价，张洋的学校也有相应量化方法，这部分分数被称为“德育成绩”，由同班同学之间相互评分，班里每位同学都会接受其他班级成员的打分，最后算得的平均分就是这名同学的德育成绩。担任学生干部，且工作考核合格者可以获得一定的加分奖励。
科研方面，发表学术论文是学术能力较为直观的证明。但不同学术期刊质量千差万别，在上面发表论文的难度也不等。如何制定合理的评审规则，是各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
以张洋的学校为例，学校发布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规定：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按照SCI（科学引文索引）、EI（美国工程索引）、中文核心期刊、普通期刊的级别划分，分别可加10分、6分、4分和2分。
“写过论文的都知道，非核心和核心期刊上发文章难度根本不在一个层级。甚至有不少普通期刊只要语句基本通顺，不管有没有学术价值，交了版面费就可以发论文。”该校一位在读博士生说。
“既然没有违反规则，为什么不能加分？”
什么样的论文可以加分，质量和字数分别应该有哪些标准，规则里都没有作详细界定。
孙勇的综合测评成绩以绝对的优势排在专业第一，比排在第二的同学高了近20分，且发表了十几篇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和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排在第二的同学则只发表了1篇影响因子不高的SCI论文。
整个专业有1个国奖名额，按照1.5∶1的比例推荐参评人数，四舍五入，孙勇和专业排名第二的同学获得了参评国奖的资格。
尽管在学校的评价体系中SCI论文被认为具有最高含金量，但孙勇很自信，自己的论文也都发表在有影响力的期刊和学术会议上，且二人论文数量悬殊，他认为国奖于自己已经“十拿九稳”。
综合测评结果初稿出来后，张洋居于小林之后排在了班里第二名。学院学生不多，同年级的研究生都编在同一个班里。
以之前学校分配给学院的2个国奖名额计算，班里综合测评排名在前三名者将有资格参评国奖。
由此看来，张洋拿到国奖大有希望，未曾想，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以往成绩并不突出、这次综合测评成绩也仅居于班里中游的周文和小刘忽然提出自己有刚刚发表的论文，要求把这部分加分计入综合测评中。
小刘上报的数字是在普通期刊上发表了6篇论文，周文的论文数则非常惊人——23篇，也全部发表在普通期刊上。
几天后，当二人的论文呈现在全班同学面前时，班里的舆论被引爆了。
“论文非常粗糙，很多地方连基本的语句通顺都没做到，更不用说提出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尤其是周文，23篇论文有接近一半发表在同一本半月刊上，甚至同一期上发表了几篇论文，正规的学术期刊绝对不会这么干。”张洋所在班级的班长陈浩说。
在班级为此专门召开的班会上，爱较真的陈浩尽管自己没有机会参评国奖，却率先拍了桌子。
面对同学们的诘问，小刘显得有些心虚，周文则不甘示弱，反驳的理由很简单：“规则只明确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可以加分，至于什么样的论文可以加分，质量和字数分别应该有哪些标准，都没有明确界定。既然没有违反规则，为什么不能加分？”
在与周文的争辩中，一向不善言辞的张洋左支右绌。“明知道这是投机取巧，却拿不出有力的理由回击。”张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忿忿不平。
气不过的张洋随后找到学院党委书记反映情况，书记听了张洋的陈述后也认为两名同学的做法不妥，但指出此前公布的评选规则毕竟没有就此明确作出限制。
“评选已经进行过半，临时更改规则在程序上不合法，难以服众。”书记向张洋表示学院会吸取这次教训，“在下次评选时尽量堵住制度的漏洞”。
周文和小刘最终还是如愿以偿，凭借发表23篇论文带来的加分，周文最终的综合测评成绩排在第一，小刘则排在第三。
张洋由原来的第二名降至第四名，班里原本排在第三的女生小琴则跌落至第五名，二人都失去了推荐参评国奖的机会。
辅导员宣布结果时，张洋虽然心里不是滋味，但也没再说什么，小琴却当场情绪失控，失声痛哭。
“感觉自己是如此无力”
评选结果确定下来后，孙勇才从一位参加了会议的同学那儿收到了消息：自己落选了。
学院组织研究生国奖评审会召开前，孙勇一直沉浸在“国奖梦”将圆的喜悦中。
学院组织人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生国奖评审委员会，成员包括院系主管研究生教学的负责人和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学生辅导员和部分师生代表。
评选结果确定下来后，孙勇才从一位参加了会议的同学那儿收到了消息：自己落选了。落选的原因在于此次评审的主持者——学院主管研究生教学的副院长在会上提出孙勇的论文含金量不够，虽然数量多但分量却不如排名第二那位同学的1篇论文，坚持把国奖评给了那位同学，而获奖者正是这位副院长的学生。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孙勇懵了，缓过神来，他的第一反应是找到那位副院长据理力争，试图挽回局面。
孙勇情绪激动地冲进副院长的办公室，但谈话不欢而散，孙勇跌跌撞撞奔出办公室时，走廊里路过的人们都听得到副院长在身后大声斥责：“别忘了你是个学生，没权利这么跟我说话，出去！”
孙勇又试图通过证明这次评审程序上的不合法来推翻评审结果，但仔细研究后，他发现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尽管《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规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成员在履行评审工作职责时应遵循回避原则，回避的对象是与自己存在亲属关系、直接经济利益关系者。其他可能影响评审工作公平公正的情形下评审委员会成员也应当评审委员会申请回避。”可细究起来，虽然主持评审的副院长客观上帮助了自己的学生，但师生关系并不在《办法》明令回避之列。
“仔细想想，评审委员会成员来自不同的专业，他们既不不了解我学的专业也不认识我，自然不愿为了我当面质疑学院领导。”孙勇说。
四处碰壁的孙勇最后打算向学校实名举报，要个说法。这个计划遭到父母的极力反对：“离毕业就剩半年了，事情闹大了以后说不定遇上什么麻烦，忍一时风平浪静，赶紧找工作吧。”面对母亲几近哽咽的劝阻，孙勇最终选择了沉默。
“感觉自己是如此无力。”孙勇如此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但事已至此，又能怎么样呢？”
“国奖之后无朋友”
同学们的质疑和疏远，让张洋如同“骨鲠在喉”，想要辩解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孙勇遇到始料未及的变故时，张洋的境遇也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转折。
院里的国奖评审会召开前一天，学院所有教师都收到了一份匿名邮件，邮件举报周文学术不端，并附上了对其所发表若干篇论文的重复率检测报告，检测结果表明周文的论文存在严重的抄袭行为。
学院迅速成立了调查组展开调查，并公布了处理结果，周文不仅被取消了评奖资格，还被给予记过处分。这意味着周文不仅无缘国奖，甚至不能在正常学制的时间内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周文的参评资格被取消后，候选人向下顺延，张洋再次获得了参评国奖的资格。由于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的成绩颇受认可，张洋虽然在3名候选人中综合测评成绩名列最后，但最终在国奖评审中胜出，与排在第一的小林一道获得了国奖。
国奖失而复得，张洋却发现，班里一些同学开始向他投来异样的目光，有的人则话里话外已经认定他就是群发邮件举报周文的人。
理由很简单：周文失去了评国奖的资格，从后来的评奖结果看，张洋无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周文的一位朋友一次更是直接在班级的QQ群里直斥张洋：“做事太绝，为了拿个奖把别人前途都给毁了。”
更直接的冲突发生在不久后的一天夜里，浑身酒气从外面回来的周文冲进宿舍，直奔洗漱完毕正准备休息的张洋，红着眼睛质问他“有事为什么不能好好商量”“我究竟哪里得罪你了”……
谈话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儿，在同宿舍同学们的阻拦下二人才没有厮打在一起，这次冲突后，二人形同陌路。
班里此前一边倒的舆论迅速转向，对张洋的质疑声甚至开始成为主流。
现实又带给张洋沉重的一击。不久后，班级党支部投票决定新发展的预备党员，张洋研一时候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也一直表现不错。此前在班里人缘一直不错的张洋原本以为自己应该可以顺利被发展为预备党员，孰料却只得到十几票中的一票。嗣后进行的“优秀团员”“三好学生”等各种选举中，张洋的得票数都在候选人中倒数。
舍友们也开始疏远张洋，“每次我一回去之前还在进行的谈话马上停下来，好像划起了一道无形的障壁”。
同学们的质疑和疏远，让张洋如同“骨鲠在喉”，想要辩解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谁写了那封举报邮件，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事儿真的不是我干的。话说回来，抛开举报者的动机不谈，难道举报学术不端行为就完全是错的吗？”说出这段话时张洋脸上写满了困惑。
在一个名为“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吧”的百度贴吧中，有数千条帖子、十几万条留言，里面有这样一条提问回应者甚众：“你是否觉得获得国奖后与身边同学的关系变得紧张？”
帖子下近百条留言里赞成和反对者皆有之，其中一条留言虽然简短却让人印象深刻：“国奖之后无朋友”，屏蔽了身边的人后，张洋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出了这条状态。
“大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伤害”
这一切像一场荒诞的闹剧，虽然到了收场的时候，但纷争给班级同学关系造成的裂痕却可能再也无法弥合。
孙勇的情绪如今平复了许多，原本已经写好洋洋数千字的举报材料静静躺在电脑硬盘里，与那段不愉快的记忆一起被“打包存盘”。
“过去了就过去，现在最重要的是静下心来，把精力全投入到找工作和写毕业论文上。”孙勇相信一段时间后再回头看看这段经历自己只会付之一笑，“在时间面前没有什么大事儿。”
张洋开始重新集中精力为考博做准备，但他打算毕业前抽空把自己这段时间的思考系统梳理，形成文字呈交给院、校有关负责人。
“在这里呆了好几年，还是想尽量做一些事让学校变得更好，哪怕只是在一点微小的改进”。他也想找机会和周文推心置腹的谈一次，争取和解，“本来也没有什么调和不了的矛盾，缘分一场，何必同学变仇人。”
这位哲学专业硕士生试图更加深入地剖析这件事：“国奖设立的初衷是激励研究生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学术中，其导向是完全正面的。但在实施层面，却往往因为制度设计得不够精细留下了大量可钻的空子。同时也要看到，学校相应的价值引导工作远远不够。在这里，研究生导师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果导师严格要求，善加引导，使学生脑子里一直绷紧学术道德这根弦，很多问题都可以避免。”
张洋在这场纷争中还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在利益面前有时意想不到的脆弱，“比如之前提到那个，最后没有拿到国奖的小琴。她平时和大家都嘻嘻哈哈，人缘很好的一个女生。后来我们才知道，大家相互打分评价德育成绩时候，她给其他所有同学的打分都是不及格，唯独给了自己一个满分。”
更令张洋不解的是，自从得到国奖后，小琴见到自己便不再说话，“见到我跟见到仇人一样，好像我最后拿到了国奖她没拿到是背叛了她一样。”
张洋觉得，这一切像一场荒诞的闹剧，虽然到了收场的时候，但纷争给班级同学关系造成的裂痕却可能再也无法弥合，“整个过程中大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伤害”。
领到的国奖证书被张洋随手塞进书架上一摞教材里，夹在众多大部头的典籍之间，证书鲜红的封皮看起来不再那么显眼。
（应采访对象的要求，文中所使用的姓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