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布局。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和国家创新体系的生力军，优化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是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布局的重要方面。新世纪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研究生教育大国。2014年，我国研究生学位授予人数66.6万人，其中博士5.7万人，硕士60.9万人，比2000年增长近5倍。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优化结构的任务日益突出。
优化学科结构是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的重要切入点
学科结构是研究生教育结构的重要组成，相比于层次结构、类型结构，我国学科结构的优化还相对滞后，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还存在差距。
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变化呈现“形有所变、实则未变”的特点。形有所变，是指各学科门类增速快慢不一、所占比例此消彼长。具体表现为：一是学科大类中“一升两降，此消彼长”。人文学科所占比例上升，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占比例下降。2000年至2014年，我国授予研究生学位中，人文学科由0.64万人增长至4.73万人，所占比例由9.8%上升至12.3%，上升了2.5%；社会科学由1.70万人增长至9.53万人，所占比例由25.7%下降至24.9%，下降了0.8%；自然科学由4.27万人增长至24.08万人，所占比例由64.5%下降至62.8%，下降了1.7%。二是学科门类中“快多慢少，增速不均”。法学、教育学、文学等学科门类的增速远高于平均增速，而工学、医学的增速则低于平均增速。三是工学占比有所下降。仅从学术研究生数据看，工学的比重有了一定幅度下降，由2000年的37.9%下降至2014年的35.0%，但如果考虑到近些年来专业学位中工程硕士快速增长的因素，那么整个工程类硕士所占的比重变化并未如此之大。
实则未变，是指学科结构的结构性变化不明显，呈现出“存量决定增量”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某个学科门类在校生数占全国在校生总数比例越高（即存量越大），那么该学科在扩招过程中的增幅也将越大（即增量越大）。即注重数量的扩张，而忽视了结构的调整。一些学科增长较快，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办学成本相对较低而容易扩张，而工学、医学等学科因为受硬件条件约束更大，跟不上整体的规模扩张。从近年来我国就业市场来看，新闻、法律等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与其增长过快存在密切关系。
优化学科结构需把握解决的几个关系
一是文与理的关系，即人文社科与理工科的比例关系。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或中后期，理工科依然应该是我国大力发展的学科专业。2014年我国理工科所占比例为48.0%，占据半壁江山，应继续保持这一优势。据OECD统计，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专业授予的研究生学位所占比例，2011年经合组织平均值为23.4%，德国为34.8%，日本为46.6%，法国为28.0%，英国为21.9%，美国为13.3%。德国经济能在欧洲一枝独秀，与其重视STEM学科，具有合理的学科结构不无关系。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重新认识到工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实施了再工业化战略，加大了对STEM的支持力度。
二是软与硬的关系，即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比例关系。一流的基础研究是高技术转化的必要前提。我国许多应用研究和核心技术突破不了，根子还在基础研究薄弱上。一流的基础研究需要依托于一流的基础学科。博士教育重基础学科，硕士教育重应用学科，这是研究生学科结构的特点。近年来，我国的博士学位与硕士学位的学科门类结构不仅没有向差异化方向发展，而且趋同性有所加强，没有体现出博士和硕士人才培养的不同目标要求。具体而言，在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在保证基础性、理论性学科专业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应该大力发展应用型学科专业，培养高层次应用性人才；博士生教育应以培养学术性人才为主，重视理论性、基础性学科的人才培养。
三是高与低的关系，即处理好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关系。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博士研究生教育是不同性质的教育，它们的学科分布差异较大，各国也由于发展阶段与特点不同，具有不同的分布特征。英美国家普遍授予理工农医博士数量高于文科，而授予文科硕士数量高于理工农医。英国2011年授予理工农医博士1.3万人，文科博士0.7万人；授予理工农医硕士5.6万人，文科硕士10.6万人。美国2013年授予理工农医博士10.1万人，文科博士7.5万人，理工农医博士人数高于文科；授予理工农医硕士30.7万人，文科硕士44.5万人，文科硕士人数高于理工农医。日本无论授予博士人数还是授予硕士人数，都是理工农医远高于文科，2011年授予理工农医博士1.1万人，文科博士0.3万人；授予理工农医硕士4万人，文科硕士2万人。我国也要根据国情和研究生教育发展阶段，科学规划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关系。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根据办学条件，同时考虑社会需求来布局发展，而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根据社会需求，同时考虑高校办学条件来布局发展。
四是新与旧的关系，即传统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的比例关系。20世纪以来，知识结构不断变化，传统知识被新兴知识取代或补充。交叉学科是学科知识高度分化和融合的体现。最近25年，交叉性的合作研究获得诺贝尔奖项的比例已接近50%。新旧知识的不断演化，反映到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上，就是有些学科取得快速发展，而另一些学科逐渐被弱化。美国的学位统计划分为7大研究领域，除了传统的6个领域之外，2013年归为“其他领域”的博士学位比例高达66.0%，硕士学位比例为25.7%，这反映了美国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情况。相比而言，我国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发展还较为薄弱，在学科设置和统计上都存在制度障碍。
优化学科结构的政策建议
学科结构优化要遵循教育规律，从社会需求和研究生教育发展现实出发，逐步调整优化。核心还是处理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政府以放权、质量保障、标准确定等方式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整学科结构。
在政府主导与授权，地方、高校竞争式发展的模式下，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了平衡各方利益，进行指标分配，比如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增加，每个省只能报两所高校两个专业，指令性分配的结果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平衡发展，但也导致了研究生教育增长“一刀切”，各类高校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也导致了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同质化倾向。各地方和高校带着“不报白不报”的心理尽可能地去扩大增量，力求将自身诉求得以最大化，出现了为争取授权点而争取，为扩招研究生而扩大规模的问题，罔顾结构调整与自身办学条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制约与限制，使得研究生教育难以在结构优化、效益提升的情况下进行规模扩张，双方博弈的结局是各地、各高校一起扩大规模。改革的关键是形成“需求和条件相结合”的刚性约束机制，使得研究生人才培养能够在办学条件和社会需求的双重约束下发展，既要考虑办学质量，同时考虑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为此，建议如下：
一是以服务需求为导向，完善学位点动态调整机制。教育部门应坚持放好权、服好务，完善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机制。实行培养单位自评与抽评相结合的评估方式，适时引入国际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对社会需求少、培养质量差、就业率低的学位点，及时进行整改或撤销。
二是建立准入退出机制，增强学科专业目录的灵活性。目前，我国实施这一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基本成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所实施的三轮学科评估均具有良好的社会反响。可考虑以此为契机，将每一轮学科评估作为学科、专业目录设置和调整的基本依据，实现学科专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将大大有利于增强学科设置的灵活性。
三是为交叉学科“上户口”，破除开设交叉学科的制度障碍。应赋予交叉学科与传统学科同等地位，可考虑在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交叉学科门类”，学科门类下设交叉学科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以问题或领域为导向灵活设置，开展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活动，定期接受评估，实现动态调整。
四是实行分类管理，不同高校培养任务各有侧重。政府要充分授权，进行总量控制，至于培养的结构，可以由高校根据学生就业、社会需求、学科发展、师资队伍等情况自行决定，实行备案制。不同类型高校应该承担不同的培养责任，如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在不同学校应有所侧重，没有必要规定统一的比例要求。
五是给予学生选择权，高校探索双硕士学位的制度创新。高校要实行人才培养方式制度创新，如可试行硕士专业学位的第二学位制度，给予学生选择自主权，既有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也有利于高校发挥不同学科的协调作用，逐步实现学科调整优化。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