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任有竞争力工作的都应该是人才 

记者：创新人才培养是高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肩负的重要使命，近年来各个高校为此作出了许多探索。为何社会依然对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需求迫切？ 

钱颖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在校学生最多的国家。中国高校在校生有2700万人，每年录取本专科学生700多万人，这些数字都是全球第一。相对于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受教育群体规模，无论是科学技术成就、人文艺术贡献，还是新产品新品牌新商业模式，创新人才还是显得太少。 

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例，据《自然》杂志引用的数据，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在2005年占全球总量的13%，在2015年增加到20%，仅次于美国。虽然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科学研究突出成果仍不够高、不够多。日本从2000年到2016年，共获得17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平均每年一个。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按照人均GDP计算，目前只相当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水平，所以可比性不强。但是我注意到，日本在1980年之前已有3人获诺贝尔科学奖，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3人获奖。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人获诺贝尔科学奖，仅从这个指标来看，我们的差距是明显的。 

这让我想到“钱学森之问”。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系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不够多，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 

经济发展靠什么？除了靠物质资本还要靠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靠什么？要靠教育。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人才”的理解偏窄。我们一说人才就是指高层次人才，指的是院士或者是“千人”“长江”“杰青”等，一定得有个“帽子”才叫人才。我觉得这样理解人才的概念有些狭窄了。除了这些人外，中国还需要大量的适应市场经济，适应企业需求的有专业训练、有技能的人。他们不一定有多高的学历，但只要能胜任有竞争力的工作，就应该是人才。 

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用句俗话说，就是既不“顶天”又不“立地”。一方面，我们大学教的好多东西与现实脱节，使得很多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无法适应企业和市场的需求。这是不“立地”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上，我们教的东西往往又太具体，太专业化，不利于创新创造。这是不“顶天”的问题。 

培养创新人才，要尽力保护和鼓励好奇心与想象力 

记者：过去10年，你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院长，有10年的教育实践经验，还撰写了《大学的改革》一书。你认为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不能培养出大量的创新人才？ 

钱颖一：我们的教育体制，确实有它的长处，所以才会有现今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是它也有突出的短处，其中一点是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成长。我想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是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存在偏差，总是局限在“知识”上。教师传授知识，学生获取知识，好像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但创新人才教育，仅靠知识积累就可以吗？ 

创造力确实需要有知识，但是不仅仅是知识。爱因斯坦的两句话一直对我影响很深，一句是“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地好奇”，另一句是“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从这两句话中受到启发，我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说，就是创造力等于知识乘以好奇心和想象力。 

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告诉我们，知识越多，未必创造力越大，也就是说，创造力并非随受教育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当然，知识通常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这没有错。经济学家度量“人力资本”的通常做法，就是计算受教育的年限。但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它们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 

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会挑战这些假定，突破现有框架。当然这些挑战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正确，所以会被否定，但是这在客观上也产生了压制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如果是在应试教育之下，情况就会更糟。当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好成绩，当教师教书的唯一目标是传授标准答案，那么结果很可能是，教育投入越多，教师和学生越努力，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减少程度就越大。 

如果创造力是知识与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乘积，那么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后者在减少，结果作为两者合力的创造力，就有可能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延长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减少，形成一个倒“U”字形状，而非我们通常理解的单纯上升的形状。这就形成了创新人才教育上的一个悖论：更多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识而提高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因压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减少创造性。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使得判断教育对创新人才产生的作用变得困难，但是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大学辍学生很有创造性。 

所以我对“钱学森之问”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力的其他元素，就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如果这个反思成立的话，改变现状就必须创新大学的教育模式。大学除了教学生知识外，还要创造一种更加宽松的环境，尽力保护和鼓励学生的好奇心与想象力。 

创新人才培养，缺乏的不是投入，而是创新的思路 

记者：如何改进我们的人才培养，从而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 

钱颖一：我们培养的很多毕业生还不够“顶天立地”，出现这个问题跟我们的教育同质化有关。现在教育部已经开始区分三类大学，即把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职业技能型大学，这是对的。但还要各个大学真这么做才能有效果。 

我们每年毕业700多万大学生，我认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到了用人单位能够直接上手工作，能够直接对经济有贡献。这就涉及他们要在教育体系中得到各种实用技能的培养，要有人文社科的素养、理工农医的技能，也要有团队工作、沟通交流的能力等等。他们当中的少数人还应该有创新潜质，这些学生应该多学一些所谓“无用”的知识，鼓励他们开阔思路，跨界发展，并且根据每个人兴趣禀赋的不同，提供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宽松的环境，进行个性化培养，帮助他们成为创新人才。以培养这类人才为主的学校要更多着眼于未来。中国有两千多所大学，大多数大学以学生就业为导向，但总得有一些大学，目标长远，以培养未来创新人才为己任。 

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教师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职业技能型大学在概念上已进行了区分，教师怎么根据这个区分去进行教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教师的强项是在“知识”上，习惯于围绕“知识点”来组织课程和教学，往往“知识点”的面比较广，但是不够深。老师讲课内容多，学生做题做得多。这导致我们的学生很难把不同的知识点联系起来，不会交叉、跨界。因为各种类型的题目见得多，所以中国学生容易在考试中胜出，但是真正有能力的人，应该是那些事先没见过这类题目，却能想出答案的人。培养创新型人才，教师要告别过去那种教学方法，根据所在学校的类型和定位，提供更能帮助人才成长的教育。 

创新人才的教育，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近年来，民间力量在高端创新人才教育方面已经起步，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位于杭州的湖畔大学和西湖大学。湖畔大学是由本土企业家创办的，而西湖大学是有海外执教背景的归国科学家创办的，一个很“土”、一个很“洋”，一个很“商业”，一个很“科技”。虽然这两所大学非常不同，但都定位于创新人才的教育。湖畔大学是为了培养具有世界级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西湖大学是为了培养具有世界级创新水平的科学家。这些民办学校探索新模式，创造更加宽松的教育环境，这都是创新人才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创新，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创新人才培养。我们缺乏的不是重视，也不是投入，而是创新的思路，创新的方法。 

总之，中国需要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创新人才，并不局限于科学家和企业家。这些人才不能依赖同一种教育模式，也不可能都从同一类教育机构中走出来。培养创新人才，教育必须创新。一是需要创新教育模式，二是需要创新的教育机构。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够在教育模式和教育机构这两方面都勇于创新，有所担当，中国高等教育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上就一定大有希望。 

（本报记者王庆环）